巴蜀大地，自古人文会萃，文风炽热，其中心多偏于成都，重庆文化发展较成都稍逊色。然本世纪30年代重庆一跃而为国民政府陪都之后，局面有所改观。抗战期间，重庆曾一度成为全国政治、文化中心，大量文人墨客聚集山城，众多书家画家也纷纷抵渝，或潜心著述教学和艺术创作，或以毛笔作为对日斗争武器、赚钱支持抗战。从这一时期重庆书法状况看，足可见出中国20世纪书法发展历程：于右任所倡导的碑帖交融与沈尹默所代表的帖学并行不悖，学者书家为书家主流，对民国前期上溯至清朝末年碑学为主的反叛为其主要物征，本文称之为后碑学时期。80年代之后，重庆书法又以其扎实的教学、繁荣的创作迎来了第二个辉煌期，与全国书法大势相同，书家倾向职业化，对个体情感的重视与对局部的深入成为其主要特征；由于许伯建、徐无闻的倡导，帖学得到了空前的重视。世纪末的重庆书法以频繁的展览、参与人数的众多，昭示着重庆书法新世纪的辉煌。
本文之概念，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准。
一 后碑学时期：前半世纪重庆书法
所谓后碑学时期，是针对碑学时期而言的，它的主要特点是：1、晚于碑学时期，主要指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书法；2、风格上，受碑学影响与从帖学开辟道路双向并存；3、书学理论由扬碑抑帖向碑帖并重转化。这在客居重庆的沈尹默、于右任、沈子善等人的作品中足可体现。
（一）陈独秀·沈尹默·帖学
以沈尹默为代表的帖学是后碑学时期的一面旗帜。由于帖学用笔易单调柔弱，结体易走向馆阁风格，从而制约了其发展的势头。陈独秀1907年对沈尹默书法“俗在骨”的评价预示了沈尹默及其所倡导的走帖学之路从一开始就坎坷不平。在重庆时期，陈独秀在给台静农（台为沈的学生）的信中说：“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，非眼前朋友所可及，然而字外无字，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。存世二王字，献之数种近真，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，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，即刻意学之，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。尊见以为如何？”此时的陈独秀依然认为沈尹默书法品味不高。同时，他认为，沈执著二王尤其是后人为依托之王羲之，是品味不高的重要原因。前几年书法界掀起对沈尹默先生的再批评，无疑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：陈独秀对沈氏的书法是点到了要害的。也许沈尹默就始终认为，陈独秀的批评与北碑风格与他心目的书法之最高境界有距离。所以，沈先生在听了陈独秀批评之后，虽然决心“痛改前非、重新学起”，但他自己却只把魏碑当作“彻底洗刷干净以前行草所沾染上的俗气”的手段，在“腕下有力”之后，“再开始学习行草”，致力二王。虽然沈尹默先生之初衷是想以碑之雄强救帖之软弱，但从他30年之后的行书里头，很难找到碑的影子。作为后碑学时期的代表，沈尹默受到了碑学影响，但最终完全脱离了碑学，成为帖学的旗帜。如果从碑帖结合角度看，沈尹默是失败的。与同时的于佑任、赵熙，稍晚的沙孟海等人截然不同。而换一个角度，我们可以发现，重庆时期及其以后的沈先生纯粹主义攻帖学，将精力用在王字上面，创作与理论并举，又是他由碑向帖转变的时期。1939年临写《兰亭》、1943所著《执笔五字法》均可说明。向帖学的逐渐深入，是以对碑学的逐渐淡出为代价的。本世纪著名的“兰亭论辩”中，当时名满天下的帖学大师沈尹默对碑帖的认识，也由早年的兼容态度变得偏激，还有“何来鼠子敢跳梁？兰亭依旧俗姓王”的诗句为证。
即便如此，在抗战及其以后的沈先生周围，一直有相当一部分在现代书法界享有声誉的书家。著名者如台静农，为台湾当代著名学者、书法家，其书雅洁自然，书卷气浓厚；潘伯鹰(1899-1966)，著名帖学家，其书飘逸灵秀，活脱大方；许伯建(1913—1977)，重庆解放以来少有的几位代表性书家之一，与潘伯鹰在抗战期
